这是最没有规矩的时代一前段在香港，因为大陆父母当街抱儿便溺，引起很大的言论冲突。虽然事急从权，大可理解。但想到整个大陆的环境，又可知这样的事实是常见。插队加塞、当街便溺、毫无顾忌的大声说笑吵闹甚至在飞机上大打出手，都显见报端。中国人因自身的粗鄙粗俗，几乎所到之处，都冲突不断，几乎如同在世界各地点燃烽火。今天经过步行街的时候还想，甚至在大陆的电影中，也几乎找不到安静的画面。包括欧美影片中的唐人街，也大抵是乱哄哄的一片。作为曾经的礼仪之邦，脏乱吵几乎成了国人招牌，说实话，我们哪里还有丁点可夸耀的地方？最可憎的是，即使如此，却仍见不得半点批评，每每见到爱国感爆棚，一听闻中国人不礼貌的话语立刻跳起来大骂的人，只觉无言以对。因此有人说，现在是最没规矩的时代。这句话或许有些武断，因为事实上我们一向都是如此。我有一师兄曾经京回渝，在车站起票的时候，曾要求一个加塞者退后，但正如那个笑话所讲的，那人马上回答说：不行，我这人没素质。其实这句话明示了规矩：我们就是没规矩，你能怎么样？来咬我？以前“百姓怕官、官怕洋人、洋人怕百姓”，现在这逻辑链条仍然还在。直到如今，在这个国家，所奉行的最好的解决方式，就是暴力。谁的拳头大，谁的权力大，就怕谁。因此，邵建老师的话是对的。我们已经礼崩乐坏，根本不配称礼仪之邦。不过应该补充一下，往好了说，也已经好几千年了。二但读弟子规能够解决问题么？我认为，不能。我们当前以及以前的主要问题都在于权力缺乏制约，正因为权力过大造成的强横跋扈，才让人觉得文明的规则毫无用处。一旦遇到事情，都是说“我有人，不怕。”翻看我们以前的典籍，难道古时候就不是了？只要是帝制（邵建先生认为是皇权，似乎是费孝通的说法？）时代，民如草芥相互乱斗的事实在应该是常态，至于理想中的礼仪之邦，那是钱穆先生想的。邵建先生还说，礼仪桂冠早已东渡。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话，说“看唐在日本，思明在南韩，文明衣钵在台湾。”而这几处，恰恰都是解决权力极度膨胀的了。想想看，难道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没有学过礼仪，而民主前的南韩和台湾就不曾有过粗鄙粗俗？事实证明，有的。因为权力与暴力本是孪生。而弟子规在清初产生，未始不曾为帝制服务，到现在，这些秀才的思维方式仍旧一样，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总是先来规训百姓。但百姓都是聪明的利己主义者，在一个普遍粗鄙粗俗的环境中，谁会先放弃它而去吃文明的亏？ 因此我们说，读弟子规绝非真正的彻底的解决办法。三但我们反对弟子规是因为它有封建糟粕么？那倒不尽然。文明有共通之处，孔夫子的话非常直白，而且道理浅显，与圣经中的语言与道理有多处相同之处。我们说封建糟粕（先不论封建的意思罢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，难道不正是与现代民主自由时代不相符合的帝制思想？所谓帝制思想，不正是说绝对权力，它大到对百姓随意生杀予夺，使之毫无人权可言么？因此，凡是弟子规中有这等思想的，无疑都是糟粕。比如给父母建议，要做到“号泣随，挞无怨”，这种受虐的思路是在让人汗颜。当然，这样的语句并不多。另外，还有一些规矩明显不适合现代文明，实在也没必要遵守。父母过世，要“丧三年，常悲咽。居处变，酒肉绝。”都是很不必要的了。对这本书，应该谨记的是，它终究是一本教材，是死物，是可以修正和修改的（因为它本来就是修改别人的作品而成的），而不是动辄反对或赞成，这种站队的思维，明显是政治性的余毒。四我们并不反对读弟子规，读不读那是私人的教育态度，而我们所反对的，实际上不单单是个人读不读的问题，而是包括或至少包括以下两点：一、要求强制读弟子规。二、把弟子规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战略层面，甚至一旦反对则开除球籍的观念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儒家私塾讲究四门功课：念背跪打。尤其是经过宣传，几乎成了宗教，即使出现这样虐童的现象也不能批评。有些人，甚至要求国家强制推行弟子规。其实这些欲求和做法无疑都有对权力的渴望盼望，难道不正是符合帝制的封建糟粕（或者皇权糟粕）？总而言之，弟子规不是一本必读书目，更与国家安全民族战略无关，读不读也都不妨碍一个人传统文化的养成。但出于对礼仪之邦的未来考虑，我们必须要求保证自身的私域自由，必须要求有不读的权力，同时绝对不赞成国家强制推行，绝不赞成“凡中国人必读”这种可堪比“不转不是中国人”的愤青思路。至于如何治理礼仪之邦的粗鄙粗俗，就再重复一遍思路，我们今日礼崩乐坏，其实关键在缺乏公德私德，只要界定清晰，这一点教养在中西文明的教育中都可以做到。而最急迫的，首在包括对不分公域私域而滥用的权力进行改革。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从焉”，有谁听过“下有所好，上必从焉”的？因此要做到弟子规上的文明礼仪，还请邵老师同时上书从上开始。相信从上向下的改革向来比从下向上要容易多了。